原文标题: Mad success: What Could Go Wrong When Psychiatry employs us as “Peers”?
作者: Erick Fabris
多伦多瑞尔森大学（现在的多伦多都会大学）的讲师，也是《镇静监狱》（Tranquil Prisons）一书的作者，该书是一部关于精神病学中被强制和胁迫治疗的理性至上主义（sanism）的民族志。1993 年曾为精神病患者，并在同年与其他被收治者共同发起了多伦多首个精神病学幸存者骄傲日（Psychiatric Survivor Pride Day）。Erick在残障研究学院教授“疯狂史”（A History of Madness）课程，现正于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完成关于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经历的博士学位。
译者: 小卡
译者引言
选择这篇文章翻译的背景是看到不少亲历者都开始被邀请站到台上，以一种模范病人的姿态，内心五味杂陈。一开始总是会感到开心，这种开心背后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认可”“被看见”的喜悦，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精神健康领域的讨论并没有变得更加开放，似乎能够站到台前的人的类型也没有变得更多元。与此同时，看到了不少亲历者被邀请加入“专业”工作贡献智慧和劳动，以低偿或无偿的方式。“钱是不重要的”，帮忙的和被帮忙的人总是这样说，可却忽略了不同人之间不同的需求，也忽略了亲历者的故事正在实实在在地转化成流量和资金。或对来自富裕家庭的亲历者来说，做一点公益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感觉更好的事情，但对于那些既希望做一点什么却又面临着现实窘迫的亲历者来说，以“志愿者”、“同伴”的形式加入那些项目则可能会带来大量的两难困境。
今天翻译的这篇文章，社会背景看上去似乎已经比我们这里“发达”了不少：亲历者作为一个全职工作人员被系统接纳、或多或少能够对制度施加影响。但是，是的，这里有个但是，作者仍然对自己作为同伴工作者、朋辈支持者所取得的“成功”感到不安。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迥异，但不同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些相似的渴望——对于作为人的尊严的渴望。希望这一篇文章能够给正在中国开展同伴工作、倡导和自倡导、与亲历者一起工作的各种专业人士和亲历者以帮助。
正文
成功是把双刃剑，今天早些时候我在浴缸里和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放松地坐着，没有香槟和鱼子酱，但内心感到富足，因为我们珍惜彼此的友谊。我们开玩笑地提起身边一些富裕的家伙，最后谈到了各自的工作，调侃身份政治。朋友谈到了更广泛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性取向、种族、性别和残疾），感叹它们普遍缺乏阶级分析视角，且身份之间相互对立。我的思绪则跳向了人们是如何被分类为“疯mad”或“病ill”的（我自己曾被当作精神病人），并想到我们这些疯人之中，有些人被认为更“功能正常”。 一旦忽略了某些人因治疗而致残的现实，这些人反而会以“朋辈/同伴（peer）”的身份被雇佣进社会服务行业。在“朋辈”（peer）身份被广泛采用之前，我曾尝试在这个行业里作为一名“倡导者advocate”工作。叙事探究是一种方法，它允许我们描述与社会结构、制度和理论相关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s）。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一种民族志（ethnography），它在学术知识和个人知识之间架起了桥梁。我将用一些文献背景来引出我的故事。我不会得出结论，但我会在这些故事中描述我自己的想法。
在我被收治期间，我被告知我很可能再也无法工作了。然而，我们现在看到像美国耶鲁大学这样的机构正在培训精神健康服务的使用者从事“朋辈支持/同伴支持”（peer support）工作：“这些服务旨在培训和雇用精神卫生系统的服务对象，使其充当朋辈支持人员，协助其他服务对象应对紧急就医中心和急诊室有时令人恐惧和混乱的环境”（耶鲁大学医学院）。这种享有盛誉的项目表明了互助的概念和商业模式传播得多么迅速，而且语言相当批判和赋权。在我所处的安大略省，一个关于社区精神卫生的职业路径网站确定了“同伴专家”的培训内容包括“信息和转介、技能培训、情感支持、目标设定和实现、 倡导 、榜样示范和人际交往技能”（安大略省卫生及长期护理部）。我特意使用了斜体来标注“倡导”一词，因为目前在安大略省，那些与省卫生部保持距离选择独立获得资助的专门倡导服务正在被撤资。它们曾是加拿大唯一此类服务，朋辈工作者和其他人将被期望接替这些工作。而对现有商业助人系统提出异议的行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偿进行的。
朋辈工作被认为是精神卫生服务提供中新型且具争议的“以复元为基础的方法”（recovery-based approach）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提倡实现健康的社会基础，即使对于那些被给予“精神病性障碍”等生物医学诊断的人也是如此。基于复元的方法重视病患的选择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承担风险的必要性。朋辈工作者、同伴工作者通过自身树立榜样来增强这种疗愈。当然，支持朋辈工作的论据已经存在（Daniels 等，2010 ；O’Hagan 、Cyr、McKee & Priest，2010 ），但当这种支持被视为又一种 “仍处于发展初期” 的精神健康产品品牌，而非关于倡导和疗愈社会自我的经验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时，服务结果中并未发现量化差异（ Davidson 、 Chinman 、 Sells & Rowe，2006 ）。
朋辈支持的实施问题揭示了自助（self-help）与制度化工作（industrial work）之间的裂痕。Frost, Heinz, and Bach (2011) 指出：“许多 [专业] 服务提供者不确定如何将朋辈专家纳入他们的组织，并可能对他们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White 等人（2003）在他们的调查结果中报告称，在 2003 年的安大略省，许多朋辈工作者被“整合”到积极社区治疗（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团队中，并且他们比他们的专业同事享有“同等或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服务提供者通常迟迟不愿欢迎朋辈支持工作者进入该领域（Richard, Jongbloed & MacFarlane, 2009）。专业人员对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人表现出污名化偏见（Peris et al., 2008），甚至比公众还要严重。而公众仍然持有“疯狂”是由社会心理事件而非生物医学事件引起的信念（Read et al., 2006）。也就是说，普通民众认为痛苦源于情境性问题，而不是像普遍的精神卫生立法所体现的、与危险性相关的先天疾病。当我们意识到某些专业人员一方面打算教导病人如何按照消费者（consumer）逻辑进行“复元”，另一方面又在强化他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Bielavitz, Wisdom & Pollack, 2011）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辈工作者会认为临床人员同时在歧视病人和他们自己（Stromwall, Holley & Bashor, 2011）。
问题依然存在：朋辈服务会像 Read 等人（2006）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增强污名化的生物医学方法吗？还是会推动自助、自我倡导、互助和选择？在实践中，后者不一定意味着“要么冒险，要么得不到帮助”的非此即彼方法。但是，朋辈“运动（movement）”是否会拥有超越精神病学的任何功能呢？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考虑 “peer”（朋辈/同伴） 一词的含义本身来解决。作为一个在精神病学语境之外非常友好的称呼，“peer” 没有现代工业社会中常见的竞争带来的紧张感。然而，应用于精神疾病产业时， “peer” 一词与过去几十年的围绕精神病学的权益运动所带来的更具争议性的身份认同（如 “consumer” 、 “user” 或 “ survivor” ）并没有有太多关联。 朋辈暗示提供者和患者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者仍然是患者。然而，这个词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朋辈工作人员是有报酬的，而患者则没有。另一方面，peer工作人员的报酬不及专业工作人员，也没有行政权限、执照关联和权威去真正影响患者的生活决策。通过称自己为 peers，我们是否永远不会被视为专业人士？同样，通过依附于精神病学，我们是否会自相矛盾地将自己与普通人的痛苦和支持隔离开来？在经历了一整天辛苦的工作——提高配合度、探访对强制治疗心怀不满的受照护者，或完成精神科雇员被要求承担的各种任务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够，或者愿意，自由地去帮助他人呢？根据我的亲身经验，精神病学的确会阻止我自由地付出我的社会自我。
“无偿/自由（free）”互助正是精神病患运动得以发展并最终催生“同辈”现象的基础。然而，“同辈”（peer）这一术语并未指涉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精神病患者集体争取并赢得的那种集体力量——这些力量以“精神病患解放运动”“精神病幸存者运动”（Chamberlin, 1978; Morrison, 2005）及其后续的“使用者（user）”“消费者（consumer）”，以及更近年的“疯癫（mad）”等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精神病学体系“内部”工作时也曾使用这些身份，例如安大略地区的“消费者／幸存者”倡议（Church, 1995；另见 Church，第 13 章），但这些身份在精神病学的小册子里却往往被简化为“病人／服务提供者”的二元对立。朋辈工作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就像 1990 年代出现并延续至今的prosumer（生产-消费者）一词一样（Dorsey, 2008）。然而正因如此，“朋辈”这一称谓掩盖了草根的抵抗实践，并给人一种精神病学是去政治化的错觉。它也让人回想起那段时期：病人的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病人承担了精神病院的大量运作任务，而这一切都以“治疗”之名进行，从而塑造出精神病学进步且高效的形象（Reaume, 2000）
如果读者读过 Watters（2010）关于“疯狂”的美国化在全球扩散的论述（另见 McCubbin, 1998；Pilgrim & Rogers, 2005；Scull, 2010；Sharfstein, 2005 等），就不太会质疑精神病学在西方社会中是一支极具力量的机制。也有人可能会主张，精神科工作人员同样承受着与病人类似的污名化，从而面临收入与职业机会的损失。然而，尽管诊断标签的污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专业人员，但人们对“医源性损伤”的担心，其实反映的是对精神病学的不信任，而不是真正把医生当成被污名化的对象。也有人可能会主张，精神科工作人员同样面临类似于病人所承受的污名化，导致收入与机会的流失（尽管诊断标签的污名可能会波及专业人员，但“医源性损伤”的污名不过是公众对精神病学缺乏信任）。如果 White 等人（2003）的观点成立，并且朋辈工作者确实获得了专业人员无法得到的某些好处，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需为那些被强加的治疗负责，而只是希望帮助人们熬过被精神病学化的过程（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他们永远无法工作”的预言）。
至少对我来说，把精力投入到学术写作、去梳理精神病学的各种失误、迷失的目标以及僵硬而狭隘的做法，似乎正在开始“得到回报”。我的著作《平静的监狱》（Tranquil Prisons）花了四年时间写作和修改，现在回头看，这一切都非常值得（Fabris，2011）。作为一名研究精神病学产业的民族志研究者，我并不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包装成“寻找最佳实践”。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感到相当自由，可以直指精神病学中一些最明显、最严重的问题。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喜欢指责或挑错，而是因为我认为，对他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保持沉默才是不对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职业上，我都把自己拒绝闭嘴、持续发声看作是一种成功。而且我认为，这种成功并非个例：许多精神病学幸存者，都通过某种形式的行动与倡议，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资本。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审视并挑战精神病学中的强制性权力，而不是被动地卷入那些曾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性实践之中。
今天我和一位朋友闲坐聊天时，回想起了前一晚的经历。那天晚上我在社区里散步，偶然看见了一位老熟人（我姑且叫他“Prem”）。过去，我常在本地的一家机构见到他——皇后街精神健康中心（如今已并入多伦多的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那里工作，身份是一名“消费者／幸存者倡导者（ consumer/survivoradvocate ）”。我的职称先是“倡导协调员 “advocacy facilitator ”，后来是“倡导负责人 “coordinator ”。我在精神健康议题上的立场从不掩饰：皇后街病人委员会经常投诉所谓的“系统性滥用”，比如过度使用约束措施、缺乏安全的女性病房、没有精神类药物的戒断项目等等。正因为这些诉求，我们既赢得了一些人的敬佩，也招来了不少人的反感。我从不觉得自己比那些专业倡导者低一等——事实上，他们很少在制度层面提出要求；但我确实比他们缺乏经费（当然，任何倡导服务都谈不上资源充足）。人们或许会问，倡导者到底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下去？因为就连那些号称最透明的机构，也很少系统地记录约束、电脉冲治疗、化学干预等做法。倡导工作几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而且往往要面对轻蔑、甚至带有威胁意味的工作人员——他们拒绝被干扰，拒绝任何对其干预行为的质疑
昨晚，Prem 仍在作为门诊病人接受干预。他在街上来回走着，目光越过地平线，带着一种渴望的神情，从不转头去看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留意身边的人。我认得他，本想上前打个招呼，说一句“给你点零钱”，或者“嘿，最近怎么样？”但我还是跟朋友说，我赶时间，于是放弃了——那样的相遇很可能会拖得很久。我原本是想帮一个同路人，一个正试图走出精神疯人院（bedlam）的人。可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的“疯狂骄傲”哪去了？我作为精神病学幸存者的团结意识又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之前已经在这片社区多次见过 Prem。
“Prem！”我有一次在有轨电车上喊过他。他四下张望，装作若无其事，似乎在想是谁在叫他。等他终于看见是我时，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半是微笑、半是皱眉的表情，随后又把目光移开了。我猜他大概认不出我来，是因为被他的药弄得有点恍惚。我走上前去，说自己是皇后街那边病人委员会的人。他点了点头，并没有因为被提到那家精神病院而显得尴尬，但简单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就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认出我。很快，我便告辞了，带着微笑，说了几句客套话，同时也在心里问自己：我在那家精神病院工作了十年，到底真正改变了什么？就像我跟朋友说的那样，昨晚我没有上前打招呼、也没有给他几块钱，而是刻意避开了他。我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精神病人的回避。换个角度看，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白人男性对有色人种的回避。我不禁想到我们各自的命运：我，拥有出版的书籍和教授的职责；而他，靠着残障补助生活，目光游离，在街头徘徊。
成功往往伴随着失望。有人说，在我们所使用的这种竞争性的交换体系中，成功常常是踩在他人身上获得的——位置毕竟就那么多。也有人坚持认为，只要条件相同，各人就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至于别人是否失败，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问题在于：医生一味用药、又不反思自己的权力，还出于自身利益迷信精神药理学，在这种情况下，被他们用药镇静的人，又怎么可能去“竞争”？取得成功所需要的那种专注力和日复一日持续奋斗的能力，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够难了，对种族、性别、性取向和残障等方面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那么，那些被强加使用“神经阻滞剂”类镇静药物的人，又该怎么办？神经阻滞剂（neurolep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抓住神经”，也被翻译为抗精神病药物）早已被证实会抑制认知和情感方面的脑功能，其作用机制是阻断多巴胺受体，从而让人变得更加顺从。对那些坚信精神病人时刻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来说，这也许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至少比把人关进笼子里“文明”一些。然而，研究表明，在将生活方式和其他因素纳入考量后，这类药物会使人的平均寿命缩短约25年（Whitaker，2010）。因此，在我看来，要求精神病学意义上的残障者“靠自己提着自己的鞋子带往上爬”——这里我指的是那些因精神药物和电休克治疗而受到损害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荒谬而且带有侮辱性的要求。我对朋友说，成功当然可能是甜美的，但前提是：每个人至少都有机会去追求它。
回过头来看，作为一名倡导者，我的工作中确实也有过一些成功。但在临床人员普遍更关心病房运转、而把病人的需要放在其次的情况下，这样的成功并不多。其中有一次成功尤为重要，我想把它写下来，但这个故事却有一个不幸而悲剧的结局。我之所以想讲述这件事，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释怀，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你了解：当我们试图帮助那些正被干预的人时，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生死攸关的斗争。
对我们当中许多成功摆脱强制性干预、又幸运地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人们或许会说，我们之所以“走运”，是因为在那样的危机时刻，我们背后有足够的支持力量托着我们。作为一个没有明显残障的白人男孩，我童年时期要取得成功，其实只需要在学校里用功就够了。我也确实这么做了，把它当作逃离家庭风暴的一种方式。我成绩出众，也因此得到认可，但我同时看到，许多人正在被一步步甩在后面。有时，女孩并没有像男孩那样得到回报；而一些更愤怒的男孩，则被不断打压，被灌输“你永远不可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有个孩子甚至被一位老师断言将来会进监狱——“我敢肯定，我以后会在报纸上看到他。”她这样说道。至于我自己，我反而希望能更像那些拒绝把书读好的人，或者那些在小学中段就已经对学习失去兴趣的人。我的成功之所以得以巩固，或许正是因为，在一所工人阶级学校里，在一个以意大利裔加拿大人为主、奉行传统异性恋规范的环境中，人们对我寄予了成功的期待。像 Prem 这样的人，在努力穿行于多伦多和加拿大文化之中时，显然并没有这样一整套支持体系作为后盾。
“Ranji”是一位我曾试图为之发声的东印度裔男子，也是我在这家精神病院里遇到过的最友善的人之一。有一天，他走进病人委员会办公室，告诉我自己每天早上都会胃部不适，疼得呕吐，有时还会浑身发抖。他的舌头还会不受控制地抽搐，样子十分难堪——他坚称这都是药物的副作用，尽管工作人员一再否认。我开始在他所在的病区四处打听，但得到的只是惯常的推诿搪塞。后来我和主任医生谈起了 Ranji 的情况，他对此产生了兴趣，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有一年夏天，在精神病院的院区里，我们偶然遇见了这位医生——他晒得一身古铜，体格健壮，看起来几乎闪着光，显然刚度假归来。
“你好！”我朝他招了招手。看到是我，他的脸色立刻紧绷起来。我们曾在几次会议上就病人权利问题交过锋，因此他显然不太情愿听我说话。
“看起来你休息得不错。”我说道，并把他介绍给了 Ranji。
“我刚从北边划独木舟回来。”他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笑容说道，“真是棒极了。”
“你也晒得挺黑的。”我接着说道。
“是啊！”他看向 Ranji，“那么……你是，呃……”
“Ranji。”我替他接话。我的……“案主（client）”？我们之间究竟算是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我们俩在等级阶梯上都远远低于这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同伴（peer）”？我年收入两万四千加元（税前），英语流利，在加拿大定居者文化中有多年的经验和人脉。相比之下，Ranji 是一名离异、失业的南亚裔男性，只会说一点英语。他所拥有的资本，是热情、对他人的敏感，以及强烈的求生意愿。我与 Ranji 的倡导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在病房里几乎不存在个别倡导的情况下，这对大多数精神病患者而言简直是难得的好运。他的健康状况每天都在恶化，急切地需要帮助，而他所在病区的医生似乎对他的病因毫无头绪。在精神病院的专业倡导渠道屡屡碰壁之后，他转而找到了病人委员会，而那正是我所在的地方。
主任医生终于开口说道：“Ranji……你是有点胃部不适，这我明白。”
Ranji 皱着眉头努力集中注意力时，舌头不由自主地在口中来回抽动。
“你多大了？”医生问。
“我二十六岁，先生。”他平静地回答。
医生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我都六十多岁了！你还是个年轻人。跟我比起来，你健康得像头牛！”
Ranji 和我一时都愣住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领军人物、这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无论他犯过什么错误）。几十年来，他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他的体格比我魁梧，几乎是 Ranji 的两倍大，整个人显得气场十足。他几乎凭一己之力主导着中心的战略规划。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我们申请表上的签名——笔画大胆而流畅，画出一个个轻松的圆圈。再看看他多么老练的谈话技巧：就在此刻，他居然在夸赞 Ranji 的健康状况，而 Ranji 已经为此苦苦寻求帮助好几个星期了。
“嗯，”我插话说道，“他一直在呕吐，而且还在发抖。”“发抖”这个词让那位精神科医生略微不安了一下。“而且他睡得也不好，这不正是你们试图处理的症状之一吗？”
“当然，”那位精神科医生这才回到现实中来，“不用担心。我会去查一查，然后再联系你们。”说完，他精神抖擞地快步离开了。“我要是不跑，可就赶不上预约了！”于是，这个曾经被人听到辩称自己也是一名幸存者——因为他曾患过抑郁症——的男人，此刻像一名四分卫一样冲向机构的正门，穿过那些沉重的门；而病人们往往费力才能推开这些门，如果它们没有被锁上的话。然而，这却已经是我所经历过的、针对病人投诉最为积极的一次回应。
几天后，我被要求去和 Ranji 的工作人员开会——当然，会议里并不包括 Ranji 本人。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坚持要求他必须在场。我问他们是否听说过“迟发性运动障碍”（tardive dyskinesia），他们回答说没有（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类术语正是由一些在体制内部提出批判的精神科医生逐渐引入的）（Breggin，1991）。他们难以置信地反问我，仿佛我是在早餐麦片盒上看到这个词似的：“你是医生吗？” 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相关阅读材料，以及 Ranji 所投诉症状的具体事实。我耐心地引导他们逐一回答那些问题，他们若不想显得讽刺或敷衍就没法回避这些问题。精神科医生并不喜欢滑稽的病人。Ranji 安静而专注地坐着，用幸存者的话说，他在“配合这场游戏”。
不到一周，就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Ranji 告诉我，医生已经大幅减少了他的用药剂量。这反而让我感到担忧。几年前，我曾非常缓慢地减少自己的用药剂量，以避免戒断反应；而如此骤然的减量，很可能会引发戒断症状。我也担心，他们和 Ranji 会把这种戒断反应误认为是其所谓“疾病”的复发，从而再次“证明”医学模式的正确性。那样一来，他很可能会被更加激进地使用抗精神病药物，而我会因为坚持介入他们的干预被视为罪魁祸首。
但幸运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到一周，他最严重的那些副作用就消退了。几周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整个人看起来也真切地开心起来，仿佛生活终于开始顺利了。我心里仍暗暗担心，一切好得太快，戒断反应可能会在之后悄然出现。但我只能为眼前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感到惊叹，减药居然奏效了！我心想，如果有更多病人能被允许把用药剂量降到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结果？这会不会成为一种促使更多临床医生效仿的成功经验？
不久之后，Ranji 出院，被安置到街口的一家用于过渡性安置的中途之家。他有空时还会来探访，并继续参与我们委员会的活动。随着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增强，他似乎也慢慢找回了更为放松的个性。然而，仅仅几天后，我却从他的一位医生那里得知：Ranji 又进了医院！
“他复发了？”我问道，用的是医生能听懂的术语。
“不是，”他说，“我是说，他在一家综合医院。他全身都是三度烧伤。”
“什么？”有时候我会怀疑工作人员是不是总在撒谎，就像我当年作为住院病人时他们对我做的那样。紧接着，一种强烈的内疚感涌上来，仿佛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错。
“他房间里起火了，可能是香烟引起的。他现在在重症监护室。你也许想去看看他，但那不是个好看的场面。”至少，这位医生显得很担忧，也好心地把消息告诉了我——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也许，他自己也觉得做错了什么。
我仍然难以置信。内疚转而变成了追责：火是 Ranji 自己引起的，还是别人造成的？是意外吗？那栋楼是什么样的建筑，符合安全规范吗？有没有任何防火措施？我想到，有太多病患死于这种一触即燃的火灾中，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那位著名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
在我鼓起勇气、准备去探望他之前，几天后我就被告知，Ranji 已经因伤势过重去世了。他的身体遭受的损害实在太严重了。我真希望自己至少去见过他一面，更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感受。如今回想起他，我也反思当时的想法：我想到，是这个体系给他带来了多少问题，又想到，正是其他一整套制度，才会让那间中途之家如此迅速地陷入火海，使他根本无路可逃。我怀疑，系统里的工作人员或许很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是我“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希望”。但真正让我痛苦的，是我在乎这个人。他值得成为一个朋友。也许有一天，他本可以为病人委员会工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面对这些感受，这或许也让我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自我封闭；因为我已经越界，越过了那条许多临床人员从未跨越的界线。
成功来得快，去得也快。失去 Ranji 之后，我不禁怀疑，倡导是否只是给一个本就混乱无序的体系增添了更多困惑。我也怀疑，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些改变诉求，是否真的会被认真对待，抑或只是被零零碎碎地采纳，以此来消解真正的改革。我继续向病人提供信息，提出各种替代方案，仿佛这些真的只是“选择”，而不是在治疗已被强加的前提下作出的假设。很少有时候，我能拿出取得成功所需要的那种激情去坚持到底。当然，在日常生活被高度管控、甚至细致到神经层面的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并不会采纳这些替代方案。委员会依旧在抗议，但终究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残酷的故事，是因为那些仍然留在精神病学体系中工作的人，需要记住：这个体系里确实会有人死亡。
就连精神科医生和管理者也会承认，服务并不总是“可控”的；把人从一种危险中解救出来，可能会把他们推入另一种危险。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该听之任之；恰恰相反，这个故事显示出现实有多么黯淡。批评者指出，在任何一个经费不足、试图回应公众对“精神病性”暴力的恐惧、又在明知治疗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下仍把药物当作维生素一样发放的系统中，悲剧都会发生。当人们对一种更人道、更善意、更具个人关怀的回应抱有希望——此处姑且沿用这些早已被滥用的词——却被制度化的“必要性”、脱离人类真实需求的标准、以及无视个人情境、现实与复杂性的医学“最佳实践”所挫败时，悲剧同样会发生。此外，当我们这些小角色设法打断干预者的行动时，也同样可能引发悲剧。可当这个体系已经如此深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又如何假装自己能够置身事外、与之划清界限？
有一种视角始终支撑着我，让我在“疯人”面临如此不利处境时仍能坚持下去，那就是我们的历史。是的，幸存者之间会彼此争斗，服务使用者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轻视自己的工作；有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正被那些走捷径的专业人员所挤压，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成功之上，而忽略了我们自己的。我们有多少次费尽心力去帮助一个人，帮他们找到吃饭的地方或睡觉的地方，可等事情结束后，他们却把成功归功于药物，或某个掌权者的善意？我认为，我们必须庆祝精神病学体系中的患者（ psychiatric patients ）彼此相助的努力，尤其要肯定精神病学幸存者的集体行动。所谓同伴就业，正是建立在这种团结、互助与自我倡导的实践之上。这段历史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它提醒我们：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赋权”他人；我们只能一起为改变而努力，即便彼此并不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
如果同伴忘记为自己、也为患者发声，他们就会把责任一并卸下，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对我而言，似乎越是享有成功，责任也就越重。或许，平衡之道在于相信自己，把“成功”理解为追求梦想的喜悦，而不是把它等同于“责任”。当精神病学患者面临医源性损伤及相关意外的风险时，任何叙述都不可能是化约的。我们从许多干预者的虚伪姿态和双重标准中早已明白：所谓“胜利”始终是有条件的。朋辈运动或许尚未完全成形，但这并无妨。它不应被视为目的本身，不是患者与医生的最终合并，也不是精神病患者解放阵线的终极形态。我们总还有更多想做的事，是双刃剑一般的成功，或者，也许只是继续走下去的愿望。
几小时后，我和朋友道别了。我等了很久才动笔写下这一章，而我们的谈话竟然促成了它，恍如一场梦。有些故事，在被写下之前，早已被讲述。
后记：第二天，我又见到一位曾在皇后街认识的男子。他以前也在那儿工作。他同样是南亚裔，但他的目光并不沉重，步伐也不僵硬。与我擦肩而过时，他注意到我带着一丝微笑看着他，便向我点了点头。我心想，认可胜过成功。
原文
Fabris, E. (2013). Mad success: What could go wrong when psychiatry employs us as “peers”. Mad matters: A critical reader in Canadian mad studies, 130-139.
译者注
- psychiatric patients：指卷入精神病学体系中的患者，而非将疾病视为人的本体论本质。
- peer：中文常译为「朋辈」或「同伴」，本文混用。
注释
- Mad / madness：本文中作为具有政治自觉的历史性概念使用，而非描述性或医学本质范畴。
- 小写 mad：被行动者重新占有的社会性用语，类似 queer 的用法。